清晨的黑暗里，数千名跑者守在起跑点，彼此挤着等待出发。南非国歌响起，随即是带着历史回声的《Shosholoza》。最后，熟悉到让人起鸡皮疙瘩的钢琴旋律《Chariots of Fire》也响了起来。 5点，公鸡啼叫，枪声响起。康姆德拉斯（Comrades）超马拉松的参赛者从起跑线陆续冲出。 康姆德拉斯被称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、规模最大的超长距离赛事。1921年的首届比赛从皮特马里茨堡一路向南下坡抵达德班（全程约88公里）。第二年则反向进行，爬坡回到皮特马里茨堡。此后每年都会调整方向，只有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新冠疫情期间曾暂停。迄今为止，赛道全长在约55英里的区间徘徊。 最初的参赛者只有34人，而且全部是白人男性。创办者是一战老兵Vic Clapham，他希望用这项长跑来纪念牺牲的战友。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，6月14日，超过两万名选手在德班市政厅外集结，争取在12小时的时间门槛前跑到皮特马里茨堡。 这场赛事早已不再只是“体能耐受”的小众测验，而逐渐成为南非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跑步俱乐部从全国各地赶来，安保人员与店员也会和银行从业者、名人一样到现场等候。就只有一天，南非长期存在的种族差距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。 你能在赛道周围听到各种各样的理由。跑者威廉·塞莱卡（William Seleka）就是其中之一。2025年3月，他在婚姻破裂后陷入深深的抑郁。两周前备战康姆德拉斯时，他在亚历山德拉镇的一间单人房外伸展说：“为了活下去，我必须让自己忙起来。” 他被当地俱乐部Run Alex劝加入。半年后，他从从未跑过超过10公里的状态出发，完成了从约翰内斯堡到比勒陀利亚的50公里超长赛事。塞莱卡说，过去人们会说“你要从德班跑到皮特马里茨堡”，他当时觉得“不可能”。但如今，他亲身正在面对现实。 为了训练，他每个工作日晚上至少跑10公里，白天则修理冰箱制造商Smeg的电器设备；周六他会和俱乐部一起跑到约50公里。“恢复”这件事，他形容为再来一场半马。 他希望为自己15岁的儿子和3岁的女儿留下见证。“我就等着领到我的红色帽子和奖牌，让孩子们能看到。” 在“向上”的赛程中，跑者需要爬升大约1800米（约5900英尺）。今年的出发安排分成三批，分别在5点、5点15分和5点30分开始。比赛进行到皮内敦（德班上方的一个郊区）附近，太阳从地平线露出，观众高喊“走吧！走吧！”。塞莱卡从坡上出现，和熟悉的人一边回应一边短暂拥抱，像是把赛道当作了能被彼此照顾的路。 康姆德拉斯的历史也写着改变的脚步：1923年，弗朗西斯·海沃德成为首位完成起跑与完赛的女性；1935年，罗伯特·姆特沙利（Robert Mtshali）成为首位完成赛事的黑人选手。尽管如此，长期以来参赛资格仍被限制在白人男性，赛事也因此一度被认为与多数人无缘。 1975年，比赛从私人运营转为开放并打破隔离制度，同时也接纳女性。那时的南非在体育领域被限制已久，人们对“能否被看见”的渴望几乎让整个国家为此疯狂。 进入电视时代后，赛事影响力进一步扩大。1976年，国家电视台开始播放经过审查的精彩片段；1986年则实现全程转播。许多南非观众因此被一个场景深深打动：上世纪80年代，白人选手与黑人选手共享一瓶水——在一个撕裂的社会里，这样的动作虽小，却足以被看作巨大的改变。 随着比赛推进，许多选手会在半程后逐步进入“爬坡慢行”的状态。塞莱卡在补给站换上备用鞋，但鞋选择并不理想，到了34英里处他开始剧烈疼痛。为了分散注意力，他靠计数或唱歌撑过去。 接近终点时，光线变得金黄：有人挥臂冲过终点，有人和同伴互相搀扶——有些人甚至在路上结成了朋友。也有人在终点线边摇晃或摔倒，被等待的担架队伍迅速带离。 赛程的“时间线”由枪声标记两次12小时截线。约三分之一的跑者会在最后一小时里完成。赛道上最独特的元素之一，是南非长跑里那种“节奏巴士”（pacing buses）：规模各异但极具陪伴感，跑者会唱歌、喊口号，由一个像“巴士司机”一样的领跑者带动。 据报道，今年约有91%参赛者完赛。最后一次12小时巴士的“司机”莎希耶达·通古（Shahieda Thungo）在11点56分左右跨过终点，身边还带着一大批跑者一同回家。 也有少数选手只差几秒与时间线擦肩而过。5点30分整，人群如墙般涌入终点区。塞莱卡在10点30分49秒冲线时哭了。他说自己想到了2018年肾衰竭的妹妹：“在起跑那一刻一切都变了。我告诉自己，今天的疼痛是为我妹妹。” 他说，想要完成康姆德拉斯，每个人都需要一个理由。一旦你能说出“为什么”，这就会变成使命。终点之后，他又开始为下一年的挑战做计划：完成这一章后，人生会翻开新的篇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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