科拉·贝利(Cora Bailey)自1991年起就在约翰内斯堡西部的罗德普尔特(Roodepoort)周边社区救治受伤动物。随着黄金价格走高,曾被废弃的矿井地带也变得更“热闹”,非法采矿者频繁出没。 9月下旬,数十名在南非被称作“zama zamas”的非法淘金者来到贝利所在慈善机构Claw(Community Led Animal Welfare)对面土路,开始在附近挖掘黄金。“zama zamas”在祖鲁语里大致意为“赌一把”。 很快,他们在淘金与处理过程中开始向慈善机构取水。该机构有两座容量各2.5万升的水箱,但市政府并非稳定供水,通常只会间歇性补给,用于安置现场约100只被救助与受伤的动物。 贝利在10月中旬表示:“我们以前都很客气地请他们,但从没拒绝过他们饮水……这是第一次,我们中午12点就把大门关上了,因为我们只剩下大概两桶水。”随后,警方曾表示规模太大,难以处理。大约一周后,有警员清理掉部分草丛,试图遮挡非法采矿者的活动,但几天之内又有一小批人返回;不过贝利说,他们后来主要只取慈善机构的饮用水。 南非警方经常对外宣称打击非法采矿取得成果。10月19日,警方称在上一周内全境逮捕了71名涉嫌“zama zamas”。但研究人员认为非法矿工人数可能达数万之多。 在2019年,反跨国有组织犯罪全球倡议组织(GI-TOC)研究员马克森娜·亨特(Marcena Hunter)曾估算:南非约十分之一的黄金产量(价值约10亿美元)正以非法方式出口。警方行动虽然不断,但对非法产业链的根源影响有限。 打击行动也曾酿成悲剧。2025年,斯蒂尔方丹(Stilfontein)一处矿井中被发现并打捞出93具遗体;原因之一是警员阻止食物和水被运入地下。 为何非法采矿“停不下来”?文章指出,驱动因素包括黄金价格高企、贫困与失业、政治与执法层面的腐败、以及矿业公司未能履行法律要求——在停止运营后对矿井进行封存与修复。 南非的近现代史与采矿紧密相连。1884年在农场发现黄金,引发“淘金热”,并促成了约翰内斯堡的形成。黄金产量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峰值,南非长期是全球最大产金国,直到2007年前后才失去这一地位。 贝利所在的慈善机构Claw位于达班迪普(Durban Deep)老矿区旧办公楼。该矿在世纪之交停产,矿区遗留的空洞被不断“填回”非法采矿者。 市政府方面曾表示,该地区地下仍有约4万余吨黄金。然而矿藏越往下,回收成本越高。按规定,矿业公司应封闭旧矿井并对周边环境进行修复,但相关数据显示仍有大量废弃与不安全矿口存在。 一些专家认为,非法采矿者正在填补被遗留的空隙。由于缺乏全面统计,关于非法矿工的总体数据并不完整,但研究者普遍认为其中多数来自邻国,主要包括莱索托、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。 约堡南部与西部的城市天际线,出现被矿渣“点亮”的浅黄色堆体;与此同时,地面也越来越频繁出现塌陷。 在11月4日的地方选举前,部分政客将责任指向“zama zamas”。5月,约堡市议员肯尼·库内内(Kenny Kunene)曾带记者参观由非法采矿导致的塌陷路段,称有一段威默潘路(Wemmer Pan Road)“彻底塌了”。这条路曾是连接市中心与东南郊区的重要通道,如今其中一段路面已经消失,露出被洞穴“扎满”的裸土。 不过,在塌陷问题上,专家指出非法采矿者正在被“当成替罪羊”。人类学教授罗莎琳德·莫里斯(Rosalind Morris)指出:约堡南部与西部的多孔白云岩(dolomitic rock)在抽走地下水之后会变得不稳定。她强调:“南非导致塌陷的最大元凶是正规大型工业采矿——它每天会从地下抽走数以亿加仑计的水。” 她承认:确实存在残余金矿较多的区域被非法采矿者更密集地挖掘,部分地点可能会引发结构性塌陷;但将塌陷“首次发明或全部由zama zamas造成”的说法并不成立。 非法采矿者也常被指责与矿区暴力有关,包括约堡及开普敦附近发生的群体枪击事件。然而,研究者认为,真正的责任往往在于控制矿井出入口的、彼此争斗的帮派:在矿井里工作的人往往是被低价剥削的廉价劳力,而掌枪者才是获取黄金的人。 在约堡以西约80公里的胡茨宗(Khutsong),当地人士表示,即便非法矿工来自本地与外来,他们也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了社区运转。当地一名倡导“工匠矿工”获得采矿许可证的组织负责人表示:如果失去这些收入,社区会变得像“鬼城”。他同时说,如果能拿到合法许可,即便自己也愿意下矿——因为地表的收入微薄,地下才有“钱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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